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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达政，就是使政治活动、政治任务上下四方能够通达。

在位者以得人为其职责，而所得之人才是真正的劳心者，他们要靠自己的精神劳动服务于社会。孔子先引南方有人说过的话，人而无恒，便不可做巫医，因为古代的巫和医是相通的，可由一人承担。

[9]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。孟子认为，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，是需要有专门的人才进行管理的，这些人不需要从事物质生产，只靠他们的智慧和才能进行管理，故称为劳心者。因此，即使是没有恒产，也能保持道德心。孟子说： 民事不可缓也。一条是取于民有制，即按一定的制度征税。

这就是孟子所说的，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[14]的平民生活。有的人有仁，却并不富。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。

孔子不以贱而离道，孟子不以弱而失礼，故玄乎千世之上，而为学者师。由于荀子晚于孟子，生活在战国末期全国统一的前夕，于是对孟子进行了批判。这两层意思合起来就说明，在二程的心目中，《孟子》一书是真正传道之书。所谓理学派的程、朱等人，绝不否定本心之说，而所谓心学派的陆、王等人，则进一步发展出以自我直觉为根本特征的道德实践学说。

比如他明确指出，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是立民主制太平之法，是以民为主而君为客、民为主而君为仆。因为孟子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，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。

汉代的大儒董仲舒，基本上继承了荀子对于人性的看法，认为性就是生，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，性者质也[⑤]，即以自然资质为性，因而也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说。但是，到了汉初，儒者贾谊作《过秦论》，对秦朝速亡的原因进行了总结，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[22]。王安石认为，大人之学就是以天下自任，内德而外业，德业并举，有所作为。他不能容忍孟子关于君臣之间应当在人格上平等的思想，因此，决定罢黜孟子配享，并且下诏，如果有敢于进谏者，以大不敬之罪论处。

这是非常露骨的专制主义理论。他们对韩愈虽有批评，但是在韩愈论孟子与荀、扬的问题上给予了极高评价，说：如《原道》中言语虽病，然自孟子而后，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，才见此人。张载和程颢都很重视孟子的这个观点，程颢在这个基础上进而提出天地万物一体、与物同体的学说，成为理学中最有价值的理论贡献，而后来的朱熹、王阳明都无不以此为人类的终极关怀。韩非则将民心转换成民智，依靠人民的知识、智力去治理国家，所以就用不着管仲这样的大臣了。

孟子言必称尧舜，将古人理想化，以这种方式论证他的学说，但是，在荀子看来，这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。[⑦] 性有善质之说，与孟子以情、才为善之说很相近，区别在于，孟子认为，人的情、才，与性完全统一，善是内在的德性。

[60] 这里包含着对孟子的极大的敬意，也表明理学实质上是体验与实践之学。因此二程说：若乃孟子之言善者，乃极本穷源之性。

但是，他们对先王之统的理解是不同的。[30] 欧阳修：《或问》，《欧阳修全集》，第121页。程颐同时提出圣人之道与圣人之学的问题，实际上二者是统一的，意在强调以学传道或学以传道。[36] 王安石对于举世之人以孟子为迂阔的看法大不以为然，相反，他从《孟子》中读出了士人的风标和人格力量。[59] 也因此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。[51] 韩愈：《读荀》，《昌黎先生集》卷九。

而董仲舒认为，性虽有善质，也仅仅是善质而已，并不能自行为善，只能经过外部的圣王教化，才能为善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善是外在的。这种制度只知君国为重乃大，以民为轻，于是二千年来，民功遂歇绝息灭于天下[42]。

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这里不能详说。荀子所讲，是一条从外到内的思路，即经由知性的发展（社会认识）而成就圣德，再由圣王开出外王。

他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，少有大节，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，而慨然有志于天下[25]。韩愈第一次将孟子说成是直接传承孔子之道的第一人，也是最后一人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

举荐过范仲淹的欧阳修，与范仲淹一样推崇孟子，在文章中经常孔孟并提。这个统字，是统绪的意思，实际上隐含着后来所谓儒家道统的意思。所谓混，就是混杂，即人性中既有善，又有恶，混杂在一起，而又善恶分明。这是孟子天人合一说在人与万物关系上的重要体现，也是理学家处理物我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来源。

王安石对孟子向往已久。[44]《昌黎先生集》第十一卷，中华书局《四部备要》本。

孟、荀二人都以孔子为圣人，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，但是，孔子死后，儒家已经开始了分化。朱元璋知道，如果真的给钱唐治罪，难以征服人心，于是以其态度诚恳而不予治罪，孟子配享也恢复了。

[39] 王安石：《王文公文集》，第323页。但是，从其中的内容看，则多是一些具体问题的责问和非难，并无太多的理论问题。

他的学说受到秦始皇的赏识。[37] 王安石在这里也是孔孟并提，将他们尊为千世学者师，他的政治改革也要以他们为师。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，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，将听民而已矣。性者天质之朴也，善者王教之化也。

康有为说：孟子曰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。[39] 孟子的权变思想，经过王安石的解释，其改革意义就更加明显了，也更具有新的时代特征。

[53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，《二程集》，第5页。[32] 欧阳修：《原弊》，《欧阳修全集》，第421页。

[33] 在庆历新政前后，孟子的影响和地位已经空前地提高了。这与接受孟子思想有很大关系。